但是，多罗顽固不化，死硬对抗。他在南京发表公函，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要求中国教会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处以“弃绝”的重罚。结果，他被驱逐出境，拘禁于澳门。

教皇不顾康熙帝的反复声明，一意孤行，再次颁布谕令，强行禁止中国礼仪。并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宣誓，表示无条件地服从，不折不扣地执行。为此，他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国。

1720年，教皇特使嘉乐抵华。在回答清廷的询问时，嘉乐坦率地说出了来华的目的：“教王使臣请皇上安，求皇上隆恩有两件事。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臣管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中国入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禁止之事。”[8]

康熙明确表示：“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9]

康熙的坚定立场使嘉乐不得不考虑变通之法。他听取多方意见，拟定了“八项准许”，准备对中国礼仪作出妥协和让步。嘉乐的相对灵活的态度，使康熙一直将他当作贵宾对待，并多次接见他，与他进行说理与辩论。由此可见，康熙对待礼仪之争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愿意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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