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皇太极鉴于天命年间虽然颁定补服之制，但规定不甚明确，官民衣着混同，贵贱依旧难辨，致使“奢靡僭越之风往往而有”，于是下令确立“国家服式之制”，“以辨等威，定民志，朝野各有遵守。”[39] 次年六月，皇太极再发更定朝服的命令，“特定入朝官服之制”，以“辨服色，正名分”，“以肃观瞻”。[40] 天聪六年（1632）定诸贝勒大臣官员祭丧制，区分等级尊卑亦为其明显特点。至于朝廷官场言语书词的规范是在崇德元年（1636）。是年六月初六日，皇太极在谕令中说：“我国初不悉礼，或称呼，或书写，俱无上下贵贱之分。今阅古典，凡上下应答，各有分别，着俱遵例行。”遂议定：凡其文上报，达于皇帝者称“奏”，达于诸王者称“禀”，达于其他官员者称“告”。皇帝言语或书写，都称为“上命”或“圣旨”，臣工对皇帝问答，谓之“奏上”等。[41]
皇太极还极力笼络汉官，取得的成效超过乃父。与努尔哈赤时期相比，皇太极招纳笼络的汉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身份档次也大有提升，尤其注重对明朝中高级官员将领的招降和接纳。崇德三年（1638）驻守石城岛的明副将沈志祥降清，接纳降者达2500人。内有“副将九、参将八、游击十八、都司三十一、守备三十、千总四十、诸生二。”[42]仅此一次就接纳游击以上的官员35人。在收降的明朝官员中，以洪承畴为官位最高者。其余中高级降官还有：总兵祖大寿、副将尚可喜、张存仁、孟乔芳、沈志祥、祖可法、参将孔有德、耿仲明、马光远等。皇太极基于攻灭明朝，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考，深悉笼络汉族高官的重要性，不惜纡尊降贵，亲临抚慰，用心可谓良苦。
在对汉员的使用上，皇太极比努尔哈赤更为大胆。天命年间投奔的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石廷柱、马光远等人，大多是在皇太极时期得到重用。皇太极即位之初，便把范文程、宁完我召直左右，以备顾问。内秘书院设立伊始，范文程、鲍承先先后被授为大学士，参与枢要。他们对许多军国大事提出过重要的意见，受到皇太极的“嘉纳”。崇德四年（1631）六月，皇太极分汉军为四旗，任用了一大批汉员。其中马光远（授职固山额真，领汉军正黄、镶黄两旗）、石廷柱（授职固山额真，令正白、镶白两旗）、王世选（授职固山额真，领正红、镶红两旗），以及李国翰、马光辉、张大猷、金维城、吴守进、孟乔芳等人都担任了要职。[43]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在崇德元年（1636）连续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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