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努尔哈赤决意“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其属下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均认为此事难行,表示 “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不以为然,阐述了创制本族文字的重要性,指出:“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10]在他的支持下,额尔德尼、噶盖等人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成满族文字,史称老满文。诚如史书所论:“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11]与皇太极时期经过改进的新满文相比,老满文尽管不尽完善,但确是满族社会文化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更何况努尔哈赤在创制满文的时候,就从“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的事实中受到启发。
后金政权建立以后,努尔哈赤对八旗贵族子弟的教育颇为注意。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命锺堆、博布黑等八人为八旗巴克什(师傅),要求他们“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就是功。如入学的儿童们等不勤勉地学,不通文理,就要治罪。入学的徒弟们,如不勤勉学,你师傅向诸贝勒报告。”[12] 除了任命满族教师外,还起用被虏的汉族文人充当教师。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被虏汉人龚正陆“教老乙可赤(案:努尔哈赤)儿子书。”[13]这些作法迈出了女真族社会发展贵族教育的第一步。
在思想观念方面,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统治者也很注意向汉文化学习,并从中吸收了一些思想理念。努尔哈赤在早年就喜好《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传奇,受到汉族通俗文化的熏陶。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努尔哈赤接触到更多的汉文典籍,包括儒学典籍、历史书籍,并从中吸收了不少思想营养。从《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史料记载的努尔哈赤谕令提到的汉族典籍就有《论语》、《孟子》、《史记》、《资治通鉴》等,能够比较恰当地引用其中的语句段落,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天命”思想是努尔哈赤的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在他的许多谕令、文告中都一再提到。如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五日一朝,“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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