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年（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承继皇位。当时，后金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西有叛服不定的蒙古，东有与之为敌的朝鲜。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等等各种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存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⑴。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⑵，特别注重消弥和缓和辽东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1626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的当年，就屡下谕旨，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⑶；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⑷；下令禁扰汉人，“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⑸；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⑹；特别是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⑺，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⑻的考核标准。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⑼1629年10月兴师伐明，皇太极再三申谕“归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⑽皇太极“恩养”辽东汉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
    皇太极对于归降的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更是极力采取笼络手段，甚至不惜高官重金。1629年（天聪三年）6月，皇太极诰谕诸贝勒大臣，“满、汉、蒙古中，有谋略素裕，可裨益军政者，各以所见入告，朕将择而用之。”⑾1631年（天聪五年）11月皇太极在攻下大凌河以后，“以明大凌河各官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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