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现代资本主义来讲，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中国吸收引进的却异常困难，与整个中国旧有的社会文化基础有着极深的关系。西方崇尚上帝，因而从中世纪起，社会几乎就强迫每个人都必须进教堂，教堂内有神父、牧师讲道，在讲解教义的同时也要渗透许多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和理解，中世纪时的许多教父、神父相对来说又都是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知识最渊博、最深厚的人，这对于西方得以上下交流，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十分有益。而与此相比，中国历史上则缺少了这重要的一环，即对于最广大民众的教育机会。纵观整个封建时期文化始终都只为少数人所垄断，而绝大多数人无缘接受任何教育，文化基本上上下脱节，官僚士绅与平民百姓几完全为两个世界，因而形成了巨大隔膜。由于上下之间没有任何通道，儒家文化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非常实际的统治方法得以上下交流和进行运作的，中间根本没有思维与文化方面的培养。例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进入仕途几乎是数千年来读书人晋升台阶、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因而无数的士子寒窗苦读，盼望能够金榜题名，一旦得中，则立刻会金钱、财富、名利、势力等皆随之而来。千百年来，儒家思想正是运用这种十分具体的利益引起人们无限向往，同时又用这种十分现实的管制或奖惩措施而被深入民间的。中国文化对孝道和家庭的异常强调，也使得中国一切都被染上了极浓重的家族色彩，人们重视家庭，以“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为极要紧的事，而对于外界与社会方面的事情却漠不关心，于是便使视野变得异常狭窄，只注意家庭、眼前和身边的利益，却难以看见抽象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儒家传统等级尊卑观念，赋予了中国统治者及各级官吏甚或家庭内部家族之家长都以各自的极大特权和现实利益，这点也强烈助长他们为保其各自利益不受损害而患得患失，甚至危害国家社会之长远利益，等等一切，都为我们近代社会的变革和转型设立了巨大的困难与障碍，成为近代转型的极大不利因素。 

在与西方接触中，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注重实用，洋务运动的兴起就是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体会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开始的，但起初的事业却大多停留于物质层面上，而对西方文化之根本却始终持一种坚拒的态度。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由于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制度而国力飞跃直上，直至打败了清政府，中国才再次受到触动，并由此开始了戊戌变法。虽则这场由上至下的变革已开始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深入，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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