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其情，即军民亦不敢忤其意。十年七月（指一八六○年八月——引者），嘉兴大营将弁联名数十具呈，请留何桂清在苏，暂不解京，求臣转奏，由王有龄移咨到臣。臣暗加察访，不过亲近军中数人，并非合营皆知，是以未及代奏，而王有龄已两次具奏。观营员请留之呈，则司道请移之禀，盖可类推，无庸深究”。接着，他挥舞起理学的杀手锏说：“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曾国藩：《查复何桂清退守折，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11—12页。)十二月十七日，何桂清被弃市。曾国藩与何桂清本系一丘之貉，本来不足深论，然而，从他们的派系斗争中，可以看出何桂清的刚愎骄横，曾国藩的心计之深与心毒手狠，两派的斗争，激化时以至到了生死拼搏的程度。
何桂清被杀后，反对诛杀何桂清的朝官，对“红极”一时的曾国藩虽然无可如何，但对余光倬则进行报复，“旋摭他案劾之，撤销记名御史暨京察一等，竟废不用”。一八六一年春，彭蕴章重入政府，署理兵部尚书，同年秋，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上《密陈事务六条》，“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诋楚军、削曾国藩权者，三致意焉”。(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续编》卷下。)这就伏下了湘军攻陷南京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遭到*打击的因素。
曾国藩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斗争，先后六年，他们在明争暗斗中，互相倾轧排挤，两面三刀，隔岸观火，投井下石，诽谤陷害，无所不用其极。搜集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分析它，研究它，有利于制定对敌斗争的决策。研究敌人营垒的内部矛盾，不是没有意义的。
【资料来源：《浙江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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