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督军北上“剿捻”。28日，命曾国藩督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由三省八旗、绿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军械。6月2日，曾国藩奏陈“剿办捻匪”万难迅速，其原因是：湘军、淮军过去在长江流域作战，缺乏马队。现在到中原地区作战，而“捻匪”又以骑兵为主，必须添练马队。添统马队须往口外采购良马，教练骑术，练习作战，故添练马队，非短时期内所能办到。湘军已大部裁遣，分驻江南之湘军，愿随我北上“剿捻”者，仅止三千余名。原驻皖南的刘松山，愿随我北征，惟刘部兵数不多，不足三千，俟到徐州后再行招募补充，成立新营，这等事亦非一蹴即成。淮军归我调遣者，仅有刘铭传、周盛波等军，兵力不足，亦须扩充。为了防止捻军跨越黄河，打入直隶，须办黄河水师，非四五个月难以集事。他说与捻军争逐于中原地区，因兵力不足，难有取胜把握，就目前情况论，实无力兼防直隶。
曾国藩是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他总结了僧格林沁“剿捻”的失败原因，向朝廷指出：僧格林沁统兵追击捻军，日行七八十里或一百余里，步队追赶不及，势必参错不齐。中原地区兵荒马乱已久，僧王行文州县备办供应，州县难以为力，大多避匿。“将士饥饱不匀，有连日不得一飱者，其队伍难整”。我统率的湘军、淮军行军时伙食自办，每日行军不过四十里或二十、三十里，因此，我非但不能兼顾五省，即如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亦不能处处兼顾。他说“捻匪”步骑结合，以骑兵为主，边马放哨巡逻，有时远至百里，行军时以边马断后，“官军见贼必齐队扎营欲战，俄延之间，贼辎重已远，忽边马撒开两边而去，顷刻无踪”，(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403页—464页。)我军仅能尾追。为此，他提出了重心设防于四省十三府的战略方针。四省十三府，指安徽的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的归德、陈州；江苏的淮安、徐州、海州；山东的兖州、沂州、曹州府与济宁州。只有重点设防，才能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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