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级地去叩科举的大门。这就使得士大夫们或者思想僵化，胸无治国之策；或者利禄熏心，养成投机钻营、阿谀奉承之恶习，一旦中举居官、光宗耀祖，便只图晋级升官享尽富贵，明哲保身无视国危；或者虽有忧国忧民者，亦只为效忠皇上保住封建王朝。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是一批从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主要是半封建半资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士绅。维新派的头面人物都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本身就是官僚士大夫，有的居津仕宦，有的与当朝大官关系密切，这样，他们的言行就不能不受官僚*的影响和制约。如：参预新政的四军机之一的杨锐，原为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变法之前虽也慷慨陈词并列为保国会会员，但在保国会开会第一天，“偏当众假寐”。被授军机章京后，他凭着官场的经验，料到变法必遭顽固派的反对，“吾属处枢要，死无日矣！”但却又因为“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在变法中，对他认为侵害到顽固派洋务派利益的“万不可行之事”，则加以阻挠。在变法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刻，光绪召杨锐进宫“泣涕商保全”，杨锐竟推辞说：“此陛下家事，当谋之宗室贵近，小臣惧操刀而自割也。”企图临阵逃脱，保全自身。杨锐的言行暴露了官僚士大夫那种追名逐利、避危就安的腐朽本质。封建官僚*的毒雾腐蚀着维新势力，削弱着维新运动，这是铁的事实。
封建官僚*的又一特点是造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官僚群。他们代表皇权，维护皇权，同时又结党营私，削弱皇权，培植自己的权势。在封建统治面临危机时，官僚群会组合成不同派别，在一些*问题上也有新旧之争，激进和保守之别。然而那些标榜“开明”的官僚，仍不脱争权夺势、图谋禄位之恶习。戊戌变法中，他们有的拉拢维新派，扩大自己的力量；有的玩弄维新派，扩张个人的权势；更有甚者出卖维新派，用维新派的鲜血染红着自己的“顶子”。
戊戌变法过程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帝党联盟，共同抵抗顽固派，改革弊政。帝党亲近光绪帝，“以保皇为己任”。甲午之役，帝党主战；失败后憾于割台赔款，有变法之心。帝党不掌实权，深感要援引新人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帝党只求在皇帝的独断下改革某些弊政，与维新派开民权、设议会、颁宪法的要求不同。他们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容不得将部分权力让给资产阶级。帝党皆为仕宦多年的老官僚，老谋深算，处世圆滑。如“贵为帝傅”的翁同和是帝党的中坚，他曾密荐康有为、支持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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