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学会被劾又为主将它改为官书局。然而他久历官场，深知光绪无权，因而“内畏太后”，经常“周旋帝后”之间。光绪“下诏定国是”前，他“曾拟变法诏敕十二条，商及恭邸”，“欲托之恭邸而行”，避免直接与顽固派冲突。他胸有城府，处处设防，在职时已自焚其奏稿；黜退后更涂改日记，在写到康有为处，添上“狂甚”、“此人心怀叵测”云云，以“避免贾祸”。时人谓“翁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他在变法中拉拢维新派，只是为己所用而已。孙家鼎曾侍伴光绪帝读书。强学会初立时亦曾支持并提供会馆；但弹劾之议起即欲摆脱。他在拟强学会改为官书局的章程中特别略去了刊印报纸一项，并说：“此次封禁，不过防其流弊，并非禁其向学”。强学会“已尽失结合之宗旨，仅存其外观而已”。孙家鼎就是这样压制维新派而向后党表示妥协的。他又好揽权柄，排斥异己。当梁启超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时侵犯到他“管学大臣”的权力，便满腹怨愤；光绪帝信任康有为，“家鼎虽依违其间，心实不怿”，以后便想乘《时务报》改为官报时调康有为作主笔，“借以放逐南海”。维新派和帝党实为两个不同的*集团，在变法中不过同床异梦；帝党先是利用维新派作为向后党争权的筹码，继而又把维新派作为对后党妥协的牺牲品。帝党的行径大大削弱了变法派的力量，阻碍着维新运动的发展。
资产阶级维新派曾企图通过地方实力派官僚的赞助来推动变法。而这些实力派官僚是什么状况呢？这里不妨剖析一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他插足维新派，列名强学会，资助《时务报》，又在自己统辖之地练新军，筹办矿务铁路，颇有一番“改革”劲头，捞足了*资本。他属亲英派，与李鸿章有矛盾，正好趁甲午订约之后士民公愤，笼络人心，扩张权势。同时张之洞又提出《劝学篇》，兜售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以维护洋务派利益，又献媚于顽固派后党。他圆滑狡黠，很会掌握*气候。一八九五年十月，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张抓住时机倡捐一千五百两银子作为开办费拉拢维新派。这年冬，《强学报》用孔子纪年，张大为震惊，因为这将得罪清朝廷。旋即停发会费，禁止该报发行，以向西太后昭示忠心。《时务报》上的论说稍为新鲜一点，张之洞就加以干涉。梁启超发表了一篇《知耻会叙》，矛头直指封建统治制度，张之洞急令部属“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直接压制维新言行，破坏变法运动。
封建官僚*也是孕育野心家和阴谋家的丰腴土壤。这些阴谋家、野心家往往有着多付脸谱，他们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投机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