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官僚*造成机构重叠，文牍盛行，大员尸位，相互推诿，办事效率极低。当新政之时，很多部局皆成闲曹清衙；而总理衙门和军机处这些实施变法的机构，又派系纷杂，畛域分明，官吏们养尊处优，不视政务。康有为于戊戌正月上请开制度局及增设十二局之疏，光绪帝交总署复议，到五月仍未回音。光绪帝大斥总署张荫桓，张则借口事关重大，非他所能解决，结果仍是一再拖延，光绪帝也“无如之何”。地方官僚同样腐败无能。有的风烛残年固居官位，顽固守旧，碌碌无为。如“两广总督谭踵麟，年逾七十，二目昏盲，不能辨字，跪拜皆须人扶持”，这样的官僚又何能执行新政呢？那些掌有实权的地方督抚有的借词推托，贻误变法，如裁兵问题，各督抚认为“无兵可裁”，“民藏兵器很难防范”而拖延办理；有的彼此观望漫不经心，如刘坤一对于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等到电旨催问，又借口“部文未到”虚应故事。光绪帝手无实权，同时又没有决心和能力改革官僚机构，梁启超当时即叹息：“皇上与康先生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由于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它的改革要求由一批官僚士大夫表达出来。封建官僚*的毒雾又严重侵蚀着这个运动，所以戊戌变法呈现出一幅五光十色的图画：一方面是变法的高涨，另一方面又是维新派的龉龃和帝党的营私妥协；一方面是下谕新政，另一方面又是官僚衙门推诿拖延，封建官吏投机反噬。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中，维新派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握有实权的后党击败了妥协的帝党，直至最后野心家军阀出卖了维新派，这样就必然导致变法运动的失败。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