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维新派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生。但是，他们各自仿效的对象显然不同。维新派主张：“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摺》），效法的是外国变法有成的君主。革命派则崇拜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仑、华盛顿等赫赫有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和西方资产阶级领袖人物。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中世纪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创立的两种政体，前者反映了对封建制的妥协；后者却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产物。维新派与革命派各执一端，欲行于中国，表明了他们对君主专制的不同态度。革命派坚持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誓不两立，正是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

　　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孙中山是坚定不移的。改良派借口“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跃等”，认定中国只能立宪，不能共和。孙中山痛斥改良派的谬论，“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他说，既然立宪与共和均需流血牺牲，“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他号召革命派，将改良派的谬论“淘汰洁净，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为创建共和国而奋斗。孙中山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无限信心，他向美国人民宣布：“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孙中山的可贵，不仅在于他主张借革命以实现民主共和，而且在革命中始终坚持与传统的帝王自为思想划清界限。在《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明确规定：“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作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在革命迅猛发展之际，率先倡明与帝王思想决裂，显然有着鲜明的革命意义：它有力地表明孙中山是真诚的爱国者，并且影响和教育了广大革命党人。陈天华说：“以数私人之竞争，而流无数国民之血，吾于是而知革命不可出于功名心，惟当出于责任心也。”（《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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