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初期，军机处建立有年，凡密事重务咸在军机，禁南洋案却绕开了军机处而交议政处议覆，此中奥秘何在？按乾隆六七年间兼议政大臣衔的王大臣依次是：裕亲王广禄，平郡王福彭，慎郡王允禧，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鄂尔泰，大学士福敏，大学士查朗阿，尚书、军机大臣讷亲，尚书、军机大臣海望，协办大学士、尚书三泰，尚书、军机大臣班第，尚书来保，尚书哈达哈，尚书、军机大臣纳延泰，左都御史杭奕禄和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塞尔赫共１５人，另兵部侍郎舒赫德亦与议［⑥ｉ］。这１６位王大臣清一色满蒙旗籍，汉大学士张廷玉（兼军机大臣）、陈世倌和徐本（兼军机大臣）因没有议政大臣头衔，自然被排除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乾隆与康熙用心相同：禁南洋案系议论防范汉人与西洋夷人勾结、保证大清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因此只能在政权最核心层进行。
中央决策从*高度出发，把帝国安全放在首要的地位，在康、雍、乾三帝本无二致；然而，康熙五十六年禁南洋与雍正五年弛禁及乾隆七年仍照旧开放南洋表明，中央决策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原则也在影响中央决策的走向和结局。
除维护帝国*安全外，维护全国经济、财政、金融的正常运行，亦是带有全局性的原则问题。海外贸易对国计民生的严重影响早在康熙初厉行海禁时已有人作过令人信服的论析，历任江宁、湖广巡抚的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中指出：“顺治六七年间，彼时*未设，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生银之两途（按：另一途指开采）并绝，则今直省之所流转者，止有现在之银两，凡官司所支计，商贾所贸市，人民所恃以变通，总不出此。”他认为当时财源枯竭、兵饷匮绌、百姓困苦、国用不纾，症结就在禁海，“穷变通久之道，不必求之天降地出，惟一破目前之成例，曰开海禁而已”［①ｊ］。康雍乾之际禁南洋争议中，蓝鼎元、庄亨阳剖析的是洋禁对闽广商民生计的摧残，以及闽地对“番钱”的依赖；李清芳则进一步指出禁南洋将带来“每岁少白金数百万两，一二年后东南必至空匮”的严重后果；蔡新则眼界更开阔，计虑更深远，他以为闽广两省“岁入内地（番钱）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数年之后“不独民生日蹙，而国计亦绌”，这才是真正可忧虑的啊！从慕天颜到蔡新这一批有识之士已敏锐地察觉出当时的海外贸易，特别是外国银元内流对稳定财政经济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洋贸易的严禁或弛禁就不仅仅是闽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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