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南洋的实质是禁止闽广江浙商民前往“红毛”、“西洋”占据的噶ｌｕó＠①巴和吕宋，同时严防已经定居南洋的华侨返回祖国。质言之，是对汉人与“西洋”勾结颠覆清朝统治的严密防范。此中深意，地方大吏和有识之士洞若观火。雍正初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在一件密折中指出：“臣查从前禁止商船前往西南各洋，原为防范外国夷人起见。”［①ｉ］乾隆七年二月两广总督庆复在折奏中也说：“康熙五十六年，因吕宋、噶喇巴等口岸多聚汉人，圣祖仁皇帝谕令内省商船禁止南洋贸易。”［②ｉ］庄亨阳在《禁洋私议》中讲得更透彻：“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③ｉ］康熙作为一个汉族臣民占绝大多数国家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胸中横亘着对汉人无法消释的猜疑和防范，又对西方来华海盗式商人凶残暴虐深怀怵惕和隐忧，他之作出禁南洋的*决断尽管是错误的，却不能说没有现实的根据，特别是当北方屏障喀尔喀蒙古受到准噶尔策旺阿喇布坦严重威胁时，绝不能让陆疆海疆烽烟同时再起。康熙确有*上不安全感，但他坚信自己能够牢固控制局势，令他真正忧虑的是身后帝国的安全。出于居安思危的高度责任感，他宁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让臣下对可能发生在“千百年后”的西洋之累警钟长鸣。正是从大清帝国长治久安的*高度出发，康熙决定立即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把内地与越洋东来凶狠强悍的西洋人及留居海外心怀叵测的汉人隔绝开来。为了达到这一至高无上的战略目的，地方利益是那么微不足道，自然也无须咨询那些敬谨无识的臣僚们的意见。

康熙的办事方法和思维逻辑对其后世子孙具有深刻影响。雍正初两广总督孔毓ｘúｎ＠④与廷臣关于“渔船之式”略有分歧。廷议认为“广东渔船若船式准令宽大，恐无知小人以为海禁渐弛，复行贩米接济贼船，应照旧制”；孔毓珣对此并无异议，只是希望雍正能够同意既有违式之船免其拆毁。雍正在孔折折尾批谕：“廷议渔船仍照旧式，甚是。总之，海禁宁严勿宽，余无善策。尔等地方大吏不可因目前利便而贻他日之害。”［④ｉ］乾隆虽未就洋禁发表过长篇谕旨，但他将禁南洋案交议政王大臣提出咨询意见很能说明问题。清初承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关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⑤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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