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六年开始的禁南洋贸易是清初海外贸易政策的引人瞩目的逆转，它不仅关系到闽广江浙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外洋流入中国银元的减少又势必影响到全国财经、金融的正常运行。对于这样一件关乎国家方针的大事，康熙并没有遵循决策的常规程序，事前既没有征询东南沿海督抚的意见，也没有在大学士、九卿中议论过，即仓卒地独断了，剩下来的事不过如何具体实施而已。身历康雍乾三朝，对其时*气候冷暖有切身体会的方苞论及康熙晚年作风时曾说：“时上临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断，自内阁九卿台谏，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①ｈ］雍正解除南洋之禁虽在即位之后四年又四个月之后，但终能翻驳圣祖旧案，仍不失有魄力、有勇气之举，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通过东南沿海督抚的密折及其它渠道，对洋禁的弊害及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有了清楚的了解，并对地方大吏的政策意向也有了准确的体察，但他仍然在慎重地全面权衡解除洋禁的利弊得失，直到雍正五年才将闽浙总督高其倬奏请弛禁南洋的折子“下怡亲王会同大学士、九卿议行”［②ｈ］。显然，雍正在作出重大的、战略性决策时是恪遵常规决策程序的。
不过，比较而言，还是初政时期的乾隆做得最符合规范。从乾隆六年八月“红溪惨案”的信息经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及署闽督策楞的密折上达御前，乾隆及时批交议政王大臣议奏，决策程序正式启动，到第二年十月议政处遵旨议覆，主张南洋贸易一仍其旧，乾隆允行，历时一年多的决策过程不温不火，不焦不躁，节奏清晰，层次分明，地方利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不同意见（尽管是品级卑微的御史的意见）没有遭到粗暴的排拒。仅就乾隆朝禁南洋案的中央决策而论，它堪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一次成功的、臻于完美的决策典范。
地方利益能否对中央决策产生影响，除中央决策机制外，还取决于中央决策的基本原则是否与地方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通常情况下，清代中央决策时高度重视各直省及边远地区经济水平、文化背景、风土人情、民族状况、宗教信仰等差异，通行于各直省的政策，并不强行边远地区奉行，即便各直省在贯彻时，也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实施时间、方式方法上各省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然而，承认地区差异，授予督抚贯彻全国统一政令的灵活性必须具备前提，即由地区差异而决定的地方特殊利益绝不能与国家根本的、长远的战略利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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