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贼，势所不免。臣再四思维，惟广开其谋生之路，如开洋一途，前经严禁，但察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为头舵水手，一般几及百人，其本身既不食本地米粮，又得沾余利归养家属。若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虑透消息，则今广东船许出外国，岂福建独虑泄漏？虑私贩船料，则中国船小，不足资彼之用，以臣愚见，开洋似于地方有益，请弛其禁。”［④ｄ］嗣后乾隆六年两广总督庆复反对恢复南洋之禁的理由也是：“广东一省，地窄民稠，环临大海，小民生计艰难，全赖海洋贸易养赡资生”，“就粤而论，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约计数十万人”，“南洋贸易商贾各挟资本，子母营利，粤东一省，舵水万人皆食外域米粮，各谋生计”，“就粤省而论，（禁洋）于商民衣食生计实有大碍”［⑤ｄ］。显而易见，中央决策时绝不能无视高其倬、庆复等大吏从海疆重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着眼而提出的极有分量的意见。
督抚之外，地方缙绅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令人瞩目。这一类人在*上的影响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通过督抚影响中央决策和直接影响中央决策两种方式，前者可举蓝鼎元为例。蓝鼎元（１６８０—１７３３）字玉霖、任庵，号鹿洲，福建漳浦人。蓝氏之族多将帅才，康雍之际名将蓝廷珍为其堂兄。蓝鼎元１７岁时“观海厦门，泛海舟溯全闽岛屿，历浙洋舟山，乘风而南，沿南澳海门以归”，康熙六十年偕蓝廷珍航海渡台，参与镇压朱一贵反清起义。雍正三年在京分修《大清一统志》，以其对东南沿海的渊博知识，一时名噪京城，“卿贰慕之者，多躬先造访，或内臣出赝封疆，辄诣府君（指蓝鼎元），为条陈地方情形利病”［①ｅ］。写于雍正二年的《论南洋事宜书》可视为其“条陈地方情形利病”的代表作，其中论及南洋之禁的危害最为痛切：“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一船之敝，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在论析洋禁对闽广商民之计毁灭性的破坏后，蓝鼎元又指出它对国家和社会安定的危害，并逐条反驳所谓“卖船与番”及“载米出洋”等谬说［②ｅ］。蓝鼎元与曾任闽广总督的郝玉麟、鄂弥达关系非同一般，这有《上郝制府论台湾事宜书》、《上鄂制府书》、《谢郝制府兼论台湾番变书》［③ｅ］为证，但他与高其倬、庆复的关系则无直接证据，只有其《行述》中“内臣出赝封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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