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缙绅除蓝鼎元、李清芳、蔡新介入禁南洋案之外，陈昂、庄亨阳亦值得一提。陈昂是福建同安人，曾参与收复台湾之役，积功至苏州城守游击、碣石镇总兵，擢广东副都统。《清圣祖实录》五十六年二月丁亥条下录有陈昂的条奏，就条奏而论，只能认为他是安全赞同南洋之禁的。但这位了解环海形势与地方民情的福建籍上层官员，到临终时还是袒露了内心真实的想法：“（陈昂）见沿海困于洋禁，谓其子曰：‘滨海民生业尽在番舶，禁绝之则土货滞积，生计无聊，未有能悉此利害者，即知之又莫敢为民请命。我今疾作，终此而不言，则终莫上达矣。’遗疏以闻，报可。商民称便。”［④ｆ］看来，陈昂遗疏对雍正五年解除洋禁似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庄亨阳，福建靖南县人，官至淮徐海道，袁枚、方苞皆曾为之立传，可知他也是当时知名人士。在《禁洋私议》中，庄亨阳指出：“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用，如交留吧者，我民兴贩到彼，多得厚利以归，其未归者，或在彼处为甲必丹，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赡亲，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资衣食，给本钱为生，多致巨富，故有久而未归者，利之所存不能遽舍也，去来自便，人各安其生。自海禁严，年久者不听归，又有在限内归而官吏私行勒索，无所控告者，皆禁之弊也。”他还认为，“永弛前禁，令海舶得以及时往返”，乃为上策［①ｇ］。庄亨阳虽为缙绅，但这篇《禁海私议》是他隐居靖南龟山时，以处士横议朝政的文字，他的意见是否通过某种途径为当道者所重视，则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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