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澳夷（按指在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人）及红毛诸国非华商可比，听其自往吕宋、噶啰巴”［⑤ｂ］。对于华商来说，则不仅东洋贸易（主要指日本）可以照常进行，而且以“安南国与内地毗联”，经两广总督杨琳在京陛见面奏请旨，对广东商人亦网开一面，照东洋一例听其前往贸易［①ｃ］。这种针对性极强的海禁对西方各国对华贸易格局的影响姑且不论，即以*本身存在的缺陷而言，也注定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因此，禁南洋贸易只有康熙五十六年以后五六年间确有成效，至康熙逝世、雍正即位，*几乎形同虚设，据荷兰方面资料记载，１７２３年（即雍正元年）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商船有２１艘，１７２４年有１８艘，已超过了禁南洋前每年１６艘的规模［②ｃ］。
面对禁南洋贸易存在的种种窒碍及闽广大吏对洋禁的不同意见，雍正经过反复权衡，于雍正五年（１７２７）三月正式批准经兵部等议准、福建总督高其倬“复开洋禁”的奏请［③ｃ］，这样，康熙五十六年开始实施的历时十年之久的禁南洋，至此正式弛禁。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八月发生了荷兰殖民当局疯狂屠杀巴达维亚华侨的“红溪惨案”，消息传回中国，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引发是否禁止南洋贸易的争议。乾隆六年（１７４１）七月福建水师提督王郡，以及署闽浙总督策楞、署福建巡抚王恕先后具折密奏南洋噶喇吧地方荷兰“杀戮在彼贸易汉人”之事，策楞等奏请“仍照康熙五十六年之例，禁止南洋商贩”，当年八月十一日乾隆将策楞等奏折批交“议政王大臣速议具奏”。八月二十五日御史李清芳针对策楞等请禁南洋一折，具折反对全面禁止南洋贸易，建议仅“暂时停往噶国卖买”。两天后，乾隆在李折上批谕：“议政王大臣一并议奏。”九月初六日，议政大臣、裕亲王广禄等遵旨议覆，指出策楞等并未说明既禁南洋“则出洋海口作何稽查防范”、“并于沿海贸易商民生计有无关碍”；“南洋商贩，不止福建一省，其江浙广东等处亦有往彼贸易商船，若闽省议禁，则他省亦应一体禁止”，广禄等议政王大臣以“臣等未能深知彼地情形，未便悬议”，请将此案敕交闽广江浙督抚妥议具奏，乾隆于当日批谕：“依议。”［④ｃ］至翌年二三月间两广总督庆复遵旨覆奏，主张包括噶喇吧在内一切南洋贸易毋庸禁止［⑤ｃ］；三四月间署闽浙总督策楞等覆奏，仍主禁南洋贸易，但策楞等议折附片又称：“倘蒙恩不忍以吧番一岛之猖狂概禁南洋别国，俯允御史（李清芳）奏请只禁吧番，臣等仰恳皇上天恩，特降谕旨”［⑥ｃ］；七月新任闽浙总督那苏图、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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