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六七年之际禁南洋案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之一是广东道监察御史李清芳。此人字同侯，福建安溪人，大学士李光地族孙、河臣李清时胞兄［④ｅ］。他可以作为给予中央决策直接影响的闽籍缙绅的代表。在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所上“敬陈管见折”中李清芳举出不可恢复洋禁理由有四：“洋船贸易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凡江浙闽广四省海关税银多出于此，一加禁遏，则四省海关税额必至亏缺，每年统计不下数十万，其有损于国帑，一也；大凡民间贸易，皆先时而买，及时而卖，预先蓄积，年年流通，今若一旦禁止，商旅必至大困，二也；又内地贩往外洋之物，多系茶叶、桔柚、瓷器、水银等货，易其朱提而还，禁之则内地所出土产杂物多置无用，而每岁少白金数百万两，一二年后东南必至空匮，三也；又每年出洋商船不下数百艘，每船中为商人、为头舵、为水手者几及百人，统计数十万众，皆不食本地米粮，若一概禁止，则此数十万人不惟糊口之计、家室之资一时不能舍旧图新，因转而待哺，内地米价必加增长，四也。”［①ｆ］李清芳除论及洋禁对东南沿海商民生计的消极影响之外，又提出“亏缺国帑”和“刺激米贵”的见解，特别是后者，对当时为米价居高不下焦虑不安的乾隆当有深刻影响，乾隆将李清芳奏折作为策楞主张禁南洋的对立意见一并批发议政处议奏，对上层有关洋禁争议的深化无疑起到了及时的、重大的作用。

李清芳之外，对中央决策予以重大影响的另一位福建籍缙绅是蔡新，只不过他隐在幕后而已。蔡新也是漳浦人，乾隆六年禁南洋贸易再次成为朝议焦点时，内阁学士方苞曾向时任翰林编修的蔡新征询意见。蔡新复书略谓：“闽粤洋船不下百十号，每船大者造作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金，一旦禁止，则船皆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一旦禁止，势必亏折耗蚀，又弃民间数百万之积矣。洋船往来，无业贫民仰食于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则以商无赀，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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