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系军事官僚集团之失势，最根本的原因是淮军被消灭，因为淮军是淮系军事官僚集团赖以活跃于政坛的资本、基础。而淮军之被消灭是由于后期之淮军的腐败、贪生怕死、不堪一击之故。关于后期淮军的状况，许多人曾加以描述。清末人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指出：在甲午战争中，淮军之“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帅临前敌，安得不败？”著名学者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也曾评论甲午战争中之淮军云：“素练之兵，望风而溃，要塞之险，不战与人，甚至军械*，亦发现赝鼎。”在后期的淮军中，也有一些勇敢善战的爱国将士，但是，他们的存在也不能改变整个淮军的腐败状况。

　　淮军之腐败，淮系领袖李鸿章不能辞其咎。首先，李鸿章本人就是一个有才华但乏品德之人。近代著名学者蒋廷黻就曾评价说：“李鸿章之人格，能人人之脑而不能人人之心。一看李之全集，祗见其作事而不见其为人。”《国闻备乘》等史籍，介绍了不少李鸿章趋承西后，逢迎宠阉李连英的事。李鸿章本人的品行，对晚清官场特别是淮军的日益腐败起了很坏的影响。《国闻备乘》曾指出：“清末腐败之风炽烈，其始作俑者，李鸿章盖不能辞其责也。”

　　其次，李鸿章的用人之道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战争年代，他只重才，而不重德。王尔敏在《淮军志》中指出：李鸿章“统率群下，不问品类如何，只重其谋略才识。”所以，淮军中许多将领品行窳劣。如淮军名将，后升至总督的刘铭传，系“权奇倜傥”之徒，另一大将后官至提督的郭松林，入淮军前，“不事农儒，跌宕乡里，父怒，恒欲逐之。《王闿运《湘谭县志》卷八，页一八二。》”可见，入伍前之郭松林系一好吃懒做之徒。再如，张佩芝，入伍前系一刑满释放分子。正因为李鸿章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结果，使淮军将领品行较低，淮军打仗与湘军不同，完全以掳掠为目的，每次城破，必予大肆劫掠。淮军将领因此而都成大富。对此，史不绝书。《参见柴萼《焚天庐丛录》卷七页三；《清朝野史大观》卷八，页一七二；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下，页十二。》在和平时期，李鸿章的用人标准又有所变化。其特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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