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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19世纪中期战乱之前安徽双重统治的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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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6: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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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刑部遵照雍正帝一条“上谕”所制定的“例律”实际给予了宗族组织对于对于本族族人的生杀大权——“倘族人不法，事起一时，合族公愤，不及鸣官处以家法，以致身死，随即报官者，该地方官审明死者所犯劣迹，确有实据，取据里保甲长公结。若实有应死之罪，将为首者照罪人应死擅杀律，杖一百。若罪不至死，但素行为通族之所共恶，将为首者照应得之罪减一等，免其以抵。”[60]18世纪中后期，宗族得到了较大发展。对此，乾隆帝一方面继续对宗族系列支持的基本政策；一方面绝不容许族权膨胀威胁到政权，在宗族弊病逐渐暴露的情况下，宗族政策有逐步严厉的趋向。乾隆五年（1740）废除了以家法处死族人减等免死的法律规定并驳回了地方官“立族正”的奏请。指出，国家设有官吏掌理地方事务，若将地方权力授以族正，“设地方官何用”，族正“竟与世袭土司何异”，“是明假事权，必至倚仗声势，武断乡曲，甚而挟嫌误首及顶凶抵命皆所不免。允其流弊必至聚众滋事，更复何事不可为！”[61]然而，随着中央权力趋弱，地方权力趋强，里社保甲系列不断向宗族、乡族中发展并与之结合，到19世纪，基层社会出现了“团（练）保（甲）”、“族（宗族乡族）团保”的体制。最终于道咸之际，“立族正”又被正式写入了法律条文[62]。而州县一级地方官方方面面均需依赖基层社会家族、宗族、乡族组织，没有他们的支持，反倒真正是何事均不可为了。
致于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家族、宗族、乡族系列的代表——士绅，亦即所谓的族绅、乡绅、邑绅，18世纪中期以前，国家、上层政权的态度一直反对其干预地方事务。特别是对有“五贡”之称的生员、士子，顺治九年（1653），清朝礼部特向各县学颁有卧碑[63]，上勒生员须遵守的8项规条中，有4项涉及到禁止干预地方事务的内容：“生员不可干求官长，结交势要”；“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预他人词讼，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等。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十九年（1710）又分别颁发《御制学校论》、《御制训饬士子文》强调要“防其放僻邪侈之心”，杜绝其“蜚语流言挟制官长”、“隐粮包讼出入 << 上一页 [151] [152] [15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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