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双重统治格局的发展，上下层统治结构的相互依赖，以及力量对比变化向基层社会实体组织方面的倾斜，使地方出现向官绅结合、具有“独立”雏形的统治模式发展的趋势。这一点，在此案呈文中依稀可见。如岁贡生许国栋等嘉庆九年（1804）八月初九日呈文中质问道：“生等深思，在昔列国之时，尚以无遏籴为善政，况今天下一统，何有不通商之新条？徽民浙民同属天朝赤子，徽地浙地莫非圣代封疆？”九月初七日呈文中指出：“隔省隔属，呼应难灵。”等等。
     以上均可看到地方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家族、宗族、乡族、行会力量增强及其代表族绅、乡绅、邑绅对地方事务干预力度加大的实况。          

双重统治格局中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国家政策的变化中得到反映。18世纪中期以前，为了扶植族权“以补王政所穷”，依靠族豪以收“约束化导之功”的需要，清上层政权因袭前代，对于基层社会宗族系列的基本政策是支持。康熙帝《圣谕十六条》，前三条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57]。雍正帝在解释《圣谕十六条》的《圣谕广训》中，更详尽说明和阐发了他“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58]的观点，表明了扶植族权，发展宗族组织的态度。与之相应，雍正四年（1726）规定：“地方有堡子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59]。同时正式承认并授予族长包括处理族中承嗣权、教化权、经济裁处权、治安查举权等在内的各项权力。最重要的是雍正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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