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而志之”，为助学而捐田，办理立户、呈文、钤印、勒石、批章程等一应手续，以为合法，体现了王氏家族对上层政权的依赖。而知州任寿世撰写的碑记，则道明了家族宗族更深一层对上层政权的依赖。碑文中有：“世之人享祖父之余业、受国家之厚禄，丰其奉养、广其田宅、私其子孙而已”，“今王氏不惟垂一家之范，而有以普一邑之施；不惟兴今日之学，而有以惠来兹之士。”[53]
乡族组织由于由各族各姓组成，其地方行事，似乎更需得到上层政权承认的合法地位。从地方志中可见，安徽各乡族组织举办的几乎一切地方事务——文教、赈济、仓储、水利、津渡桥梁、社会救济等均需呈官立案，钤印勒石，以求合法地位和政权保护。地方公议决定之事，更要呈县批准勒石，借助政权的力量监督遵守施行。明洪武年间官方确立的城隍祭祀制度中，比照现世同级衙门，最下一层为县城隍。而如怀宁县除了“有府城隍会，有县城隍会”，还有“总铺、高河铺、石牌城隍会”[54]这样的镇城隍的祭祀性乡族组织。这一方面反映出基层社会乡族组织控制下市镇的发展和“自立”倾向，一方面也反映出基层社会乡族组织将自己置于省、府、州、县各级行政序列下层的愿望和认识。
三、双重统治格局中力量对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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