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例子俯拾皆是，举不省举。最为普遍的是各宗族组织将族田公产、规条呈县立案钤印勒石，按章纳赋，以求得国家承认、支持的合法地位，进而求得政权、国法的保护或声援。如歙县巨族棠樾鲍氏遵从其父鲍宜瑗训嘱，置义田1410亩余，归宗祠忠宣祠。分立两户，一户户名为“体源”，共700余亩，“月给族之四穷”，“废疾、殁者并给之”。另一户户名为“敦本”，共500余亩，“立春粜法”，每年二月粜贫族。以两户每年所纳田赋数折合成钱数，由买者输纳，“定于望前纳县，使贫者食贱谷，田无逋赋”。鲍氏宗族族人于嘉庆二年（1797）、十年（1805）先后呈督抚，“为立籍，禁侵削”。“立籍”，便是将族田、规条呈上宪立案钤印勒石，以求得国家承认、支持的合法地位；“禁侵削” 便是求得政权、国法的保护。[51]而上层政权除了满足鲍氏宗族的要求，照例为之立案、钤印、勒石外，安徽巡抚朱珪、两江总督陈大文等均署文以记。[52]

从向上依赖的角度看，兴办族塾义塾、助学的意义又大于赡族，这也是宗族系列各组织最为普遍的行事之一。捐钱捐田办学的过程如上述置族田公产一样，充分体现了基层统治结构对上层统治结构的依赖。而捐钱捐田办学本身，也充分体现着基层社会组织对上层政权统治的依赖。如亳州城东北隅原有养正义学，是乾隆四年（1739）州绅王正泽所建。道光元年王正泽（前已亡故）妻临终时，嘱咐其子王家椿完成他父亲的遗志，将所分之1000亩地全部捐出办学，王家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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