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弟所极愿办者，无如吴淞非其地也，起卸货物则偷漏之端，防不胜防，恪守关章，则经费无所出。……”

另一信又称：

“电线铁路皆中国数年后几不能自己之事，而吴淞则非其地。洋人所以不患无本者，冀中国许其起卸进出货物耳。不告而权为之，于国体有损。既买归中国，断无自乱关章，以开漏税之端，仅载行人，修费且无所出，望有赢馀邪？后至凤山则三十里，无内河通，正当化无用为有用，使人人皆知其利。”

以往论者均以为沈葆桢反对筑路，但此信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并不反对筑路，只不过是反对在吴淞地筑路而已。

对教案的态度，家信里也有反映。如他在同治元年五月十一日致其父信里说：“士民将教堂夷为平地，出于义愤，不能说他不是……然抑民从夷，实于世道人心有碍。”这显然与一般官吏坦教抑民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沈葆桢是洋务派，但他的家庭启蒙教育却只是传统文化，少提西学，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如光绪二年二月十七日他在复玮庆的信里称：“子弟读书原要循序渐进，越笨越不可走捷径。但令其多读古文，多做论，无不能通之理，应试非所急也”。从中可以看出沈葆桢对科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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