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容闳、丹文、张之洞、唐景崧等人的押台保台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在当时清政府水陆战场皆败、无力保守台湾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上述押台、保台的意见，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主战十分重视，他们认为此亦是保台之一法，只是能保住台湾，不妨试试。翁同龢在代拟致张之洞的电旨中说：“押台之说，已电龚（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许（清朝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允其开矿、铁路，并询其所欲得者，仍请旨饬两使臣筹商”（２５）。对于唐景崧电奏的两条保台办法，军机会议进行了讨论，认为前一办法“费重时迟”，缓不济急；后一办法也不“切实际”（２６），未予采纳。

正当主战派想方设法旨在谋求保救台湾的时候。４月２日，李鸿章割地谈判的电文到京，孙毓汶、徐用仪认为“不如此则不能了结”，主张接受。在华外国公使也趁机鼓噪，大造割地求和的舆论。德国公使绅珂表示：“倭意全在割地，则和议成，不割则都城危，今日宜择者割地迁都而已”。英国公使欧格纳则讥讽说：“海军既无，陆军并不精，若耻不肯为，欲求庚申城下之盟，岂可复得？！”（２７）对此，主战派进行了坚决的批驳。翁同龢指出：“中国尺土寸壤，无论肥瘠荒要，岂可轻以予人？！”他还一针见血的揭露西方各国助倭为逆的原因：“细察德使绅珂，英使欧格纳两人议论，非尽无因。近来倭人倾心媚德，德既与倭亲密，自能审其命意之所在；英与日联盟，沆瀣一气”，自不为怪（２８）。要求清政府大小官员头脑保持清醒，勿为这些怪论所惑。

李鸿章在向朝廷报告有关他与伊藤谈判割地的电文中，对台湾问题一笔带过，说得非常简略。４月７日，翁同龢、李鸿藻受光绪指派，在代拟致李的电谕中责问李鸿章要他在谈判中就割地问题坚持斗争到底。李鸿章在回电中仍旧含糊其词，推托“不知将来能否办到”。事实上，他在谈判中对日本要求割让台、澎，根本未作任何辩驳，当伊藤博文要求并限令清政府在一个月内将台湾割交日本时，李竟然说：台湾已是日本口中之物，要日本不必性急，台、澎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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