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将派系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为了掣肘和刁难刘铭传,对台北抗法战争持消极抵制态度,以至越滑越远,最终身败名裂,遭受清政府的严历惩处。
按照分工,刘璈统领南路军兵,并在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北援后,兼统中路军兵,并节制调遣杨金龙所部机动兵力,而后路统领副将张兆连又是他的亲信,因此,他能掌握和支配的军兵达到万余人。无可否认,刘璈在筹划这些防区的防务时,是做了不少事情,但是,由于法军并未攻打这些地方,因而是无功可录,只是尽了本身职责而已。
连横先生对刘璈有所偏爱,他在《台湾通史》的《外交志》和《刘璈传》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记述了关于“刘璈舌战退孤拔”这样的一则轶事,作为刘璈在台南的抗法功绩: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孤拔亲自率舰泊安平,通过英领事请刘璈相晤。刘璈欲往,左右说曰:法人狡,往将不利。璈曰:不往,谓我怯也。咄!乃公岂畏死哉!戒炮台守将曰:有警,即开炮击,勿以余在不中也。遂登舰,孤拔相见甚欢,置酒飨。语及军事,璈曰:今日相见,为友谊也,请毋及其他。孤拔曰: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将何以战?璈曰:诚然。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孤拔默然,尽醉而归,法舰亦去,而台南得以无害。〔19〕这则记载将刘璈描绘成一个智勇双全,大义凛然,为保卫台南安全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英雄,一些大陆史学著作也曾引用了这则记载。连横先生没有注明这则轶事的出处,许雪姬先生的文章在提及此事时,注明是出自洪弃生所撰《寄鹤斋选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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