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刘式衡昆仲“系已故大员后嗣”),则又“自应奏明立案”。
丘逢甲呈请归籍,谭、许之所以谓“臣未敢擅便,查从前亦无办过此等成案”,而予出奏请旨,察其缘由,则一言蔽之,在涉及台湾问题。
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台湾之事本属我国内政,固无所谓“问题”。唯值甲午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汹汹,清廷腐败,马关签约,卖国割地,台湾为日本蛮横强行侵占,于是一时竟成所谓“问题”。
《光绪朝东华录》载,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龚使齐电,顷英廷接唐抚电告台湾变民主,众举为总统,英拟不覆云。鸿想各国皆必不履。我国须自立脚步,以免日后日有口舌,凭各国公论是非。祈酌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闻。得旨:‘李鸿章电悉。因台民变乱,据为岛国,已令文武各员内渡,此后无从过问。昨又电令南洋、广东禁止私运*勇丁赴台。此即自立脚步之意。如日使言及此事,着李鸿章、王文韶切实告以和议既定,中国决无嗾令台民自主之理,勿听洋报谣传,致生疑虑。’”
借口“自立脚步”,而对祖国领土台湾省、对台湾人民爱国抗日斗争,竟忍心弃之不顾,曰“此后无从过问”,曰“以免日后日(本)有口舌”。清廷甲午战后处置台湾问题之方针,卖国、卖台如此。
而丘逢甲数世寄籍在台,科举应试在台,乞假归里在台,“总办义勇”在台,视台湾若“桑梓之地,义与存亡”,“誓死守御”(《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奏丘逢甲率全台绅民誓与台共存亡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廿四日)。不仅甲午战时,尤其马关约后,正是台湾省抗日斗争之英勇领导人,为日本侵略者“嫉之甚,严索”(江山渊《丘逢甲传》)求拔之眼中钉。丘氏之行迹,爱台、爱国又如此!伊人之呈请归籍,与清廷之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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