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何时在澳贸易和入居澳门，以前史家，甚至近年来还有不少著述都引用《明史·佛郎机传》的资料为据，认为嘉靖八年（1529年）葡萄牙人便在广东沿海与中国正式贸易往来，或称嘉靖十四年（1535年）葡萄牙人贿赂前山都指挥黄庆，以岁输货税二万两得以在澳门码头停泊商船，进行贸易。《笺正》经考证认为，《明史·佛郎机传》在未参考明嘉靖年间黄佐代广东巡抚林富所作的《代巡抚通市舶疏》原文的情况下，便以何乔远《名山藏》中的《王享记东南夷三佛郎机》条，误称嘉靖八年林富认为许佛郎机通市有“四利”，奏请朝廷准许与佛郎机贸易，“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笺正》认为“这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忖测之词”<%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正》，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它依据《泰泉集》中林富原疏，并参考《殊域周咨录》指出，当时林富根本就没有所谓“与葡通市四利”之说。恰好相反，林富却认为佛郎机不属《祖训》、《会典》中所列许通市舶之国，“如佛郎机者即驱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发官军擒捕”<%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正》，第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故传文与史实完全不符。

《明史·佛郎机传》在提出“嘉靖八年说”的同时，又自相矛盾地提出了一个“嘉靖十四年说”。传文根据《天启实录》卷六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丙子条按语，认为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笺正》认为这同样不是事实，因为嘉靖十四年，葡萄牙“曾从佛大泥派遣一艘帆船来，打听中国的政府是否允许他们来做买卖，毫无结果”，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广州城门还榜示着皇帝的敕令，“永不许胡须大眼夷人进入国境”<%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正》，第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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