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丁日昌对台湾吏治整顿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但他也无法坚持到底。这因为，在那*腐败的年代，办好事非但无赏，还会遭到非议，一般人多不愿花力气干好事，也不支持办好事的人。台湾同胞希望丁日昌把台湾吏治的整顿工作搞得彻底一些，可丁日昌的上司并不支持，这使他无法进行下去。在贪盗盛行、假话成风、奉迎拍马者得势的日子里，丁日昌不与之同流合污，自是吃不开。他的上司不支持他，首先在经济方面卡他。丁日昌说台湾非得三四百万两银子不能兼营并举，但这笔巨款拿不到，就是原来已定的台湾每月饷银八万四千两，也难如数派给。工日昌在职时，自九月至十二月仅解过饷银五万两，每月不过一万二千五百两，核计不到八分之一（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其他的可想而知了。闽浙总督何璟，以省事为重的理由，不给予支持。这就为台湾的吏治整顿，台湾的改革和建设工作设下了重重的障碍。丁日昌甚感不得畅其志，一颗雄心很快被碰碎了，只好称病回粤就医（1877年底离闽）。丁日昌原来满怀信心，以为可以借风放火烧贪吏，那知风火逆转烧自身。

丁日昌走后，台湾的吏治整顿工作也就停了下来。以后虽有刘铭传，想再振作一番，但仍蹈覆辙，同样没能挽救败局，这是病态*社会的必然结果。令人深思。

（三）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