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内在化的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但在早已全面接受“国际化”的理、工、医、商和部分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压力之下，人文学科已显得失去自信和无所适从。如何判定学术著作素质和水平?是否简单地以“国际化”，或以英文著作刊登在外国名牌(尤其英美)大学的学术期刊为准则，而忽视人文学科所坚持的文化本土化的原则?与外国学术界沟通和联系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学术权力和拓展空间的竞争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也牵涉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西方学者本身对自己既有的制度早存异议，亦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本位价值，更不会同意“东方主义”所隐藏的文化霸权主义。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任何人文、社会、教育、工商业，以至应用科技的知识，在它们的传承和创新过程之中，都必须经历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冲击和洗礼，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不同层次的诠释和解构的现象，最后才有文化融合和重构的可能性。文化的转移和交流互动不可能是机械化的，也不可能任意搬动堆拼或生搬硬套地塞入不同文化体系之内。文化的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媒介有文字的或以至“身体的”语言。不透过自身的语言媒介来表达，文化交流、互动和创新是很难促成真正的视域融合的，也不会有真正而深入的典范移动或转化。这里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迁移，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排外心态无关，更非固步自封的思想。古今中外的历史不乏先例，尤其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扩展，逐步冲破拉丁语言和文化的普适性规范。近代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都充分承认本土化和社会化的重要性，就算是当代愈来愈受重视的听觉残障的手语，亦肯定其表达的形式与本土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微妙关系。英语作为当今最流行的国际语言自有其重要的价值，尤其在社会经济的沟通方面；然而，这些价值却不能掩盖或阻碍某个民族或国家整个文化改进、更新和重构的基本工作。这是价值先后次序的定位问题，当然亦应容纳分歧的见解和判断，以便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领域中寻找平衡。以母语进行思维和书写，移动于各种语言和文化的领域之间，过滤和吸收这些文化背后的价值，可以更有效地超越这些文化。进而言之，若能灵活地以双语来沟通和书写，则更有助于超越文化的隔膜。在文化互动中寻找新的理解和启示，实际上这是平衡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最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双语和多元文化的特点是很有价值的。香港史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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