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香港在1949年以后一直与国际史学界保持较紧密的关系，并没因为70—80年代的*发展而产生很大的改变。由于香港史学界早已与国际学术接轨，同时有一段较长的时期在殖民地的*文化气氛中成长，香港学术界的文化本位色彩相对薄弱。史学研究和著作的评估因而面对国际文化以至文化权力竞争的挑战。这些竞争形式开始是建基于教育和研究资源的比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挟着不断强大的国力，大力拓展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跨国的或世界性的学术网络。从积极方面而言，它的发展有助知识的全面交流和民族隔膜的消除；从消极方面而言，它的文化势力已足以操纵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拓展空间。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在20世纪初已有机会建立现代化的学术和文化体系，它们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本土化的基础较深厚，受到的挑战和压力较小。较诸西欧和日本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发展却未能完全摆脱西方文化权力控制的阴影。然而，香港的学术文化和优势也正是在这种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较量中建立了一种平衡发展的能力：既要有实力全面融入国际学术的大家庭，并在这个大环境中争取中国文化应有的地位；又要在这种竞争中确保有一个稳固的本土文化基础。

50年代的著名学者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全汉升和严耕望，都坚持发展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在新亚书院和相关的刊物中提倡属于自己语言文化的思想并努力拓展出版领域。可是到了90年代，香港学术界的研究评估已变得全面“国际化”。虽然这种趋势未必沦落至那种“东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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