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挑战，也关乎人文价值的问题，不过焦点不只是量化或学科狭隘的问题，而是民族文化和社会本土化的意义问题。1949年后的香港暂时脱离母体，其学术界却因此而易于融入西方以至国际学术的交流网络。在50—60年代的冷战气氛下，香港史学家颇受*思想的影响，这恰好同内地与苏联史学界的密切关系形成强烈的对比。1972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香港史学界*的倾向逐步减弱。与此同时，香港的文化本土化发展愈来愈明确。到了80年代，香港决定回归，因此对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也愈来愈明显，过去“借来的时空”、“夹缝性”和“边缘性”的特色(注：郭少棠：《无边的论述》，收入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年)第159—176页。)逐渐淡化。然而，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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