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挑战是，由于大学教育的扩展，政府为更系统地控制资源，先后成立教育及研究资助的组织，管理方式则愈来愈靠近英美模式；而大学学科之间的竞争更形激化，行政及资源的控制权更为集中。由于理工和医科在社会地位以至国际联系都占优，同时它们在大学行政管理上也占尽优势，结果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或甚至控制了学术评估的准则。这种情况在内地亦有相似的经验。

由于学术行政管理和教研资助权力结构的倾斜，直接来自理工、医科的量化评估标准，逐渐应用在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工作者身上。他们每年的职责评估愈来愈机械化，学科研究逐渐窄化和量化。这些机械化和单一化的标准，虽然由于有不同抗衡的声音而未必完全变得过分僵硬；但研究成果的多元性、人文化都得不到欣赏或理解，其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愈来愈被忽视。在“学术”或“纯学术”的价值前提之下，史学研究的成果对时代的影响、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等文化课题，均不再被列入史学工作者的工作议程之内。

香港史学界所面对的学科性压力，内地和台湾的学者也多少有类似的感受。近年来内地史学工作者的工作评估，亦有过分量化、甚至规范混乱的问题，直接或间接构成的压力，诱使学界出现“急功近利”，或“责任意识淡薄”(注：邹兆辰等著《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51、221页。)的风气。更极端的事例，恐怕是浙江某大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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