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期香港史学发展相对内地和台湾来说比较单纯，所面对的*考验也少得多。远离现实的*波涛和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则是香港史学界的最大特色。若检视过去五十年香港史学的转变，它关注的问题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困扰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文化问题：如何在中国文化本位上，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寻求某种超越的路径。近三十多年，在新左派和后殖民思想的冲击下，西方国家亦明确地对过往文化霸权的偏差作出反省，但学术国际化或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竞争、抗衡或协调等问题，实际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大危机下的“史学危机”的根本难题。西方文化的冲击与中国的回应，不断困扰着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界。60年代美籍华人史学家徐中约以中国进入世界民族“大家庭”为题描写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势。这是中国国际外交的路向。若就文化接触角度来看，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个“大家庭”的文化竞技场中努力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心的。

若从比较文化史或比较现代化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唯物史观源自西方；虽然经过了中国本土化的洗礼，但从思想史的演变过程来看，仍然是“西方化”的。再用同类来对比，中国近百年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都摆脱不开某种西方典范的影响。中国史学界既需要参与国际学术的大家庭，却又要背负着默然甚至欣然接受西方文化附从的被动地位；更极端的是，中国史学界的自身评估和规范，始终无法摆脱“西方化”、“东方主义”或“半东方主义”的阴影。这种迷惑或困扰，从香港史学界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中可以得到更深入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