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60年代以前，香港史学界主要继承了1949年以前的内地史学传统，比较倾向传统的考据和训诂路向，以中文写作为主，并以中国学术圈为交流和评论的对象。史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肩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使命，加上传统学者人文知识广博的视域，史学形式的表达更具创意和弹性。学术成就的评估既涵蕴着这些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文化意识，也建基于人文价值之上。可是到了6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香港高等教育的拓展，政府资助的第二所大学的成立，国际化的接轨问题逐渐浮现。钱穆一手创办新亚书院，他竟在新亚与其他两所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时愤然辞退院长一职，一方面抗议大学行政语文以英文为主，另一方面慨叹新亚创校人文精神的日渐消失(注：《新亚教育》，新亚研究所编印，1981年。)。及至70年代中叶，中文大学基于行政原因，进行大学体制改革，放弃原来的联邦式大学组合制度，废除书院大部分独立的学术行政职权，实行中央统一式制度。曾经长时期坚持创校精神的一群新亚校董，在哲学家唐君毅领导下集体辞退校董职位以示抗议，成为香港高等教育史上最具震撼性的学术冲突。这两种不同制度各有其优劣之处，但钱穆及昔日一群向往宋明书院制度而自视为中国文化传承的一群“流亡”知识分子，却因殖民地行政主导了大学教育发展方向而不得不作出退让。

这一连串教育和学术的纷争发生在中文大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批在1949年前后从内地逃往香港的学者，只视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小岛为过客之地。但为了建立一个临时的文化基地，保存过去的传统，希望有朝一日可重返家园，再重建学术文化的大业。他们不满殖民地的文化风气，而只求在这块借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土地上拓展一个“文化中国”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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