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美国史学家德力克(ArifDirlik)曾批评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没有针对亚洲人参与“东方主义”建构的事实，这种情况在中国人写中国史时也时有所见(注：Arif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 1966, pp.96—118.)。此外，柯文(Paul Cohen)在80年代初认为美国学者已逐步建立“中国中心观”的史学体系，但梁元生却相信“中国史研究中所提出的许多新理论、新范围和新课题，与西方及美国的流行思潮和本身社会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注：梁元生：《历史探索与文化反思》，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5年，第35页。)。在美国汉学家何伟亚(James Hevia)重新诠释清代礼宾制度和1793年马嘎尔尼使节团一书所引起的“东方主义”争议中，各方学者不但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关系反应不一，更显示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评价(落后与否、开明与否)，以至面对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个不易超越的问题(注：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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