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然改革，政令从新”，因而从*、思想、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主张。他们呼吁从改革吏治人手革新*，主张把是否赞同变法新政作为官员去留的*标准。同时，“厚官禄以清贿赂”，并废止鬻爵卖官的捐纳制度。在国家权力结构的改革方面，他们主张“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并首次提出了在中国实行议会*的具体方案，反映了资产阶级参政、议政的强烈愿望。在思想方面，他们反复强调民权的极端重要性，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提出“民权在，其国在；民权亡，则其国亡”的口号。在经济方面，他们提议采用民间集股办公司的办法，在国内广筑铁路，并购建轮船以兴商务；鼓励人们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机器制造业、采矿冶金业、农林牧渔业等；鼓励出口贸易。他们还明确反对妨碍民族资本发展的“官督商办”制度，反对厘卡制度。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提出“宏学校以育真才”，“宏日报以广言路”等主张。
何启、胡礼垣政论著作的主流是爱国的、反封建的，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深受中国爱国知识分子欢迎。何启、胡礼垣曾介绍说，他们的论著“每一编出，草稿未定辄为同人取去，或登诸日报，或排印成书”。“海内同人，再三翻刻”。“《新政论议》一出，中国士子多以为可行，且竞欲试为一行。”他们的政论著作对国内的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戊戌变法前一、二年和康有为、康广仁有过较多交往的谢缵泰说，康有为及其弟子曾经如饥似渴地阅读何启、胡礼垣合著的书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孙中山对傅秉常说过，他曾“受惠于何启之教”。孙中山所说“何启之教”含义广泛。笔者认为，这不仅指何启作为西医书院教师向他传授过医学知识，更应该包含何启、胡礼垣政论著作对他的影响。如果我们把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中对清末封建社会衰败现象的揭露，与后来孙中山起草的《香港兴中会章程》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思想上的联系和一致性。
从香港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看，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地，是孙中山及其战友建立革命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从事革命宣传和筹集革命经费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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