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页。》。事件发生后，英国侵略者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抗议，叶名琛答复说：在香港发生这种事情，“想来是由于英人对华人施加过无数罪行，附近各地人民不得不走此路以泄私恨”（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66页。）。叶名琛是个极端腐败的官僚，但他指出这一事件是侵略者咎由自取，却是符合事实的。以上这些“使用毒药、放火和*”的斗争手段，曾经被侵略者攻击为“野蛮的、残酷的方法”。恩格斯曾加以反驳：“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20页。）。香港爱国同胞广泛开展反英斗争的激烈行动，表明他们完全与内地人民一样，都是“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的。
这一时期，香港抗英斗争，规模最大、较有影响的是一八五八年夏爆发的罢工斗争。早在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军开始进犯广州时，新安县人民就贴出告示，号召香港华工返乡，以配合广州各地人民的反英斗争，有不少爱国同胞响应号召陆续离港返粤。当时广州清朝官员在英军的*威迫使下，曾出告示迫令他们速回香港，但根本无人理睬。一八五八年四月，广州及附近城镇的抗英群众为了造成对港英的威胁，使占领广州的英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决定发动香港人民举行大罢工。花县团练总局一面向广州及附近各地商民提出，凡“有在香港、麦高（澳门）等处，为外人教书、办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内，概行辞退回家”（夏燮：《中西纪事》第十三卷，8—9页。）；一面动员香港、澳门工商各界以及为外国人办事服役的中国人返回家乡。这一倡议立即得到爱国同胞的热烈响应，愤而离港者络绎于途，尤其新安、番禺等县居港的群众，“自香港逃回者，几于十之七八”。在不到一个月内，全港就有二万多人辞职、罢工回到广州等地，甚至连香港总督包令雇佣的中国工人，也辞工不干，以示抗议。当时香港人口为七万五千人，约占三分之一的人突然离港，使各行业趋于瘫痪，商店、学校半数关门，食物供应被迫中断，马路街道垃圾成堆，以前靠中国人料理日常生活的洋人，只好自己动手，“身司炊爨”。香港群众的罢工风潮，顿时使香港成为一个“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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