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族权的强盛固然有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历史传统原因，而官府对家族、宗族、乡族的认可、引导、利用不能不说是又一重要原因。清朝历代君王都实行扶植族权“以补王政所穷”、依靠族豪以收“约束化导之功”的政策。康熙时颁《圣谕十六条》教化万民，其中就有“笃宗族以昭雍睦”一条。雍正四年(1726年)国家更以立法形式明确族权在社会基层管理中的法律地位：“地方有堡子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21]扶植族权，正是因为它对统治者控制基层社会有可资利用的大好处。由于官府的利用扶植，族长获得了广泛而牢固的权力，这主要包括：族籍的认可权、承嗣权、祭祀主持权、教化权以及族内其他公共事务的组织权、决定权，对外事务的交涉、处理权，纠纷的调处、裁决权，某些违法行为(包括违反家法族规和国法)的惩处权。“吾国大族有讼事，先由族长听断，然后告官。或守望相助，有盗警则群起而斗却之。是二者亦无烦官。所谓官者，不过收钱粮而已。”[22]这样一来，权大势重的家族、宗族、乡族就又与乡里组织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在多数地方、多数情况下，昔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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