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水灾、蝗灾也屡次发生，到处饥民充塞。万历9年4月张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风及江南苏松等府，连被灾伤，民多乏食，徐宿之间，至以树皮充饥，或聚为盗，大有可忧。”(46)15年7月刑部外郎李懋松奏疏：“今天下民穷财尽，所在饥馑，山西、陕西、河南等处百姓流离，僵尸载道。”(47)同年，申时行奏：“山西饥民，在册者六十余万人。”(48)万历20年以后，灾情漫延，范围更为扩大，已成为全国性的。冯琦疏奏：“数年以来，灾儆蔗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49)30年以后的灾情已成为多年连续性的发作，万历32年林熙春疏云：“往者荒犹一岁而止，今则无岁不荒。往者荒犹一处而止，今则无处不荒，甚至汝南、淮徐之间，骨肉无亲，人畜相食，疾疫枕籍，恶少揭竿，势已岌之矣。”(50)万历晚年，辽东发生战争，明军失利，“辽民避难入关者至二百余万……至山东登莱一带辽民，亦有数万。”(51)这给直隶、山东地区人民也造成了灾难。
天启、崇祯间，频仍的灾害和饥荒，使粮价高涨，许多人被饿死，天启元年春，京师旱，秋顺天府蝗灾，天启3年5月，黄河失口，睢阳、徐州、邳州百五十里悉成平陆，4年秋黄河决口、徐州水深一丈三尺，7年，河南蝗、旱灾，浙江大水，宁夏地震百余次，城垣、边墙、墩台悉圯。崇祯元年，浙江海啸，溺死数万人，陕西大旱，延安府全年无雨，人吃蓬草、树皮，死者枕籍，不少县成外掘大坑，每坑可埋数百人。(52)以后十余年，该地旱、蝗、霜、雪等灾，连续发生，灾难特重。延安、榆林地区，崇祯7年斗米七、八钱，至10年以后踊至一两余，至14年，中部县斗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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