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两。关中地区，崇祯13、4年，天降大饥，“四方男妇奔走就食者、携者、负者、死于道路者，不计其数”，物价奇涨，如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每斗二两一钱，……谷糠一斗一钱。(53)崇祯年间，河南也是重灾区，崇祯3、4、5年连续大旱，“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54)3年，黄河以北汲县一带，旱、蝗灾连岁大作，籽粒无收，老百姓“冻饿交加，死亡过半。”(55)同年，内黄县，斗麦价钱六百文，斗米价七百文，斗豆价四百文，至14年，斗米价一千七百文，斗麦一千六百文。15年猪肉每斤钱二百五十文，大牛价七千文，小牛四千文。(56)崇祯末年，大旱遍及全国，各地物价都在上涨，在东南沿海各地也是如此。14年5月，苏州鸭蛋一枚十五文，后加至二十三、四文，至6月米价已逾三两，切面每斤卖三十六文。(57)浙江湖州府，“总计，奇荒三载（崇祯13、14、15年——引者），没者十三，存者十七。”“近时（崇祯16年）物价，豆饼一钱止买七斤，油价六、七钱，鸡、鸭、肉、鲞俱上钱许，鳗、鳖、蚌、虾，俱上五、六分，鸭蛋每个二十文，……此皆非但目之所未击，亦耳之所未闻也。(58)又在浙江的嘉兴府，于崇祯13年，大雨滂沱成灾，米的价钱由一两涨至二两。14年，米价涨至六两，15年大鸡一只价钱一千，猪一口五两至六、七两，“若小厮妇女，不过钱一千二，又安见人贱而畜贵耶！”(59)明末饥荒，全国饿死人很多，但无法计算其数字。
明末农民战争、统治者的镇压及清初的统一战争，又使全国人口遭受了一次严重的伤亡。“明代之亡，实由流寇。……甲申岁，皇清定鼎……由是王师往讨，次第荡平，历十有八年，剪除殆尽。四方屠戮，惨不可言，天未厌乱，杀运循环。”(60)战后各地都是人口奇缺，如清初的陕北，“户口十不存五六，往往数十里无人烟，平畴旷野，荆刺满目。”(61)河北中部从静海到临清之间，“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62)山东济南、兖州、东昌三府，“人死八九分。”(63)河南境内，更是白骨纵横，流亡载道，获嘉县“百不存一二，长垣县人丁原数七万七千五百九十五丁”，至崇祯14年8月，仅存尚不满2万，上蔡县“遍野青磷，成阜白骨，间有鹄白鸠形，奄奄待死者。”(64)南召县“明太平时居人千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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