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维新救亡为职志的维新派人士，对中国面临的日益深重的边疆危机和19世纪末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更为痛心疾首，奔走呼号。他们除了提出一系列经济*改革主张（如振兴工商业、设议院分权予民等等）之外，还特别提到挽救西部危机之刻不容缓和如何挽救之方。其中，明显地添进了更浓郁的资产阶级急欲改造中国西部的色彩。 

王韬专撰《俄人志在并兼》和《中外合力防俄》二文，指出俄国对外扩张“匪伊朝夕”，其必“不能恝然于天山南北，……以彼蚕食鲸吞，已成并兼坐大之势”，（注：王韬：《弢④园文录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1～72页。）中国必须迅图富强，扼阻其兼并。郑观应在《论边防》中指出与西南边境相毗连的越南、暹罗、缅甸已为英、法所据，列强进而对蚕食中国西南诸省势在必行；俄国则“恣其蚕食”于中亚，“潜欲鲸吞”新疆，所以“更宜思患预防，善为之备”。他特别谈到英、俄等国加速建筑邻国至中国西部边境的铁路，其矛头显然指向中国，为防备计，中国西部修筑铁路“断不能置为缓图”。（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113～114页。）薛福成从俄人于西北越界取金、英人侵占缅甸后向云南逼进、英人加快入藏步伐、重庆被迫开为商埠等事实中，看到中国西部边疆危机的紧迫，大呼中国必须加速改革，迅谋振兴。他亦以毗邻西部之邻国已经筑路，促请清政府效法，并重视西南水道的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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