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他们的民本思想仍和镇压人民起义相纠缠相扞格；他们的开发西部的尝试仍多是限于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某些改进，甚至受到“我欲仁，斯仁至矣”（注：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畲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等儒家教条的束缚。因此，这批中国最早的近代先进人士开发中国西部的主张和实践，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即使在新疆卓有成就的林则徐，其业绩也因调回关内镇压人民起义而基本止步。
二
19世纪60年代后日趋严重的中国西部边疆危机，使中国洋务派和维新派人士的目光进一步转向西部。随着西方文明的更多输入，上述人士有的还走出过国门，亲眼观审过世界新事物新情景；而中国资本主义也于此时破土而出，呈继长增高之势。这些内外变化的因素，更驱动他们进行中外对比和反思，试图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和方式来改造中国西部。
从事洋务的人士因有机会多了解外情，并有责任寻求对策，故对中国西部情事多有关注。这在郭嵩焘、志刚、曾纪泽、黎庶昌、徐建寅、丁日昌、左宗棠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反映。郭嵩焘较清楚地看到俄、英在北、中亚和印度扩张之后“足称二霸，而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蹠，鹰扬虎视”（注：郭嵩焘：《使西纪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徐建寅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慨叹：“越南东京之省，与云南毗连，有河可通云南，数月之内，法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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