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但近代商人宗族文化的这一重要变化，更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便在愈趋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胜，民国时期越来越多的商人宗族不再热衷于追求功名虚衔，而是将自己的子弟源源不断地送往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系统地掌握专业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经验。在近代中国被誉为“火柴大王”的刘鸿生，即曾先后让他的11个子女赴英、美、日等国留学，其中4人留学英国，4人留学美国，3 人留学日本（注：《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3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8 页。）。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商人宗族中是比较普遍的。
商人宗族中新一代实业家的崛起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对于近代商人宗族文化的各种变化也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晚清时期商人宗族中的新兴商人，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代商业资本家，其特点是仍然较多地受到传统文化伦理的影响。诸如崇尚名节、向往功名、重视乡谊、兼顾义利乃至因果报应等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晚清时期的绝大部分商人宗族中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20世纪20年代以后，新一代商业资本家已逐渐成长起来，开始在工商企业中担负重任，并在其商人宗族中成为主导者。与老一代绅商相比较，新一代商人更具近代实业家的素质，他们大多曾在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不仅掌握了有关的专业知识，而且在文化素养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深受西方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均与父辈有着明显的差别，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要少得多。毫无疑问，这既对近代宗族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发展壮大会产生重要影响，也势必会给商人宗族文化带来新的气象。
其具体表现之一是近代中国商人宗族文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日趋减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则愈益明显，从而更为显著地表现出由旧趋新的发展演变。例如以往的绅商在宗族企业的用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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