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人们出于本能的只能压抑不能消除的潜心态。而会馆、帮会不过是移民乡土感情发泄的一个喷射口，一种潜心态的外在形式。所以，把上海这个移民社会视为多元文化的汇聚地，应包含两层意义：它既是文化的熔炉，造成多元文化的渗透与吸收；也是文化的拼盘，造成多元文化的重建与并存。正是一元的本体文化系统与多元的亚文化系统的通融与聚合，使上海人波动的、倾斜的心态结构有可能达到新的平衡。
（七）贸易的流通导致了人群的移动、文化的移动。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移动除了有人体空间位移的意义外，还有心态时间位移的含义。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移民的本体文化与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都有空间和时间两重差异的意义。因此，当人们从各地同上海移动时，当各种人群在上海频繁互动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进行不同区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且是在进行不同时代的文化交流。在心态发生变异的不稳定状态下，移民们在上海受到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这自然会促使他们的心态由封建性的本体文化向已带有许多资本主义色彩的亚文化方向游移。因此，心态变异过程的实质是人的近代化。
从上述历史考察中我们看到，清末各地文化流向上海，特别是江南人的精明能干与东南沿海居民的开拓勇为气质在上海人身上合流了。所以，海派文化至少在清末应视为中国东南沿海省区文化的汇合与结晶。同时，由于上海是近代中国东西文化交流最充分的地区，近代海派文化又可以视为东西文化的汇合与结晶。
(资料来源：《文史哲》198806，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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