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近代大众传播媒介——新闻报刊业的发展。清末上海人是中国最多最快了解国内外各种信息的人群。《申报》在1872年创刊后就经常报道日本当时推行新政的新闻消息。1873年由江南制造局编译出版的周刊《西国近事汇编》，是根据当时欧美一些主要报刊的消息摘译而成的，消息内容广泛，刊载也很迅捷。加上上海出版的各种西学书籍，来自东西方各国的艺术表演和体育竞技活动等，都吸引、影响了好奇的上海人，使他们的谈话空间和思维空间自然就比内地人要开阔得多。

　　（四）上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由于拥有几十万人口的上海租界长期保持着华洋杂居的局面，这使上海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开展得较早较深入的地区之一。在这种交流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1.西方人不仅将他们的文化带到上海，而且，他们也在上海研究中国文化。早在1857年，上海租界中就成立了一个“亚洲文会”，该会“对于中国之言语、风俗、伦理、历史，均有深切之研究。其所设博物馆，收藏极富，而其图书室内，尤多关于东方著名图书”(岑德彰编：《上海租界史略》，第113页。)。该协会还每年出版一期会刊。本世纪初，一位名叫福德弗尔奇的德国博士曾将王充与柏拉图的思想和著作加以比较研究，写成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上海亚洲文会的杂志上(《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九期，“杂俎”。)。这说明，上海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东方文化的一个基地。2.上海人很早便触及到学习西方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的报刊就介绍过近代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议会*制度，介绍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并对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过讨论。人们还把学习西方与中国的国民性改造联系起来。《申报》曾在一篇时论中呼吁：“今亚欧大通，欧洲之俗尚武，则中国文弱之俗当变也；欧洲之俗尚公，则中国自私自利之俗当变也；欧洲之俗尚改革，则中国好静不好动之俗当变也。风俗既变，无功不可就，无事不可成。”(转引《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三期。)上海人的思想发展脉络说明，开放性、流动性的社会氛围使上海人有可能在接受、传播西学方面走在内地之前。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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