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特定的文化原质,这如同一个染缸,将生活在其中的所有成员施以某种观念的洗礼,使之培养出某些近似的价值认同倾向。清末的上海是以通商为动力,以商人为主角的社会,那么,上海人的心态结构和文化素质会因此而产生哪些特征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分析。
在清末的上海,由于社会角色的配置和社会机制的组建都是以通商贸易为轴心发展起来的,因此,近代商业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它侵蚀着清末上海人的灵魂,成为这个特定社会的精神主宰。其表现为:
(一)赢利至上、金钱万能的思想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越来越占有支配地位。正如德国城市社会学家齐美尔指出的那样:“大城市始终是金钱经济的地盘。它把所有的人格和品质都简化成一个问题:‘值多少钱’?”(转引自康少邦、张宁等翻译:《城市社会学》,第9页。)19世纪50年代,一位在上海的英国商人曾坦率地谈到他来上海的目的:“我希望顶多在二三年内发一笔财,然后离去。……我们是孜孜求利的实际家。我们的本份就是赚钱,赚得越多越快越好;……”(《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85页。)英国政府支持这种金钱欲望下的贸易掠夺活动,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曾告诉他们驻上海的领事说:“英政府之注意点,唯有为英商谋一安全之营业场所,……”(转引《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3页。)在这种毫不掩饰的金钱欲望的刺激下,西方商人不仅把他们的商品带到上海来推销,而且把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带进了上海港。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心把上海改造成一部制造利润、榨取金钱的机器。近代商业社会的各种信条西潮东渐,对长期生活在儒家义理观念框架中的上海人构成巨大冲击。赚钱、赢利本是所有民族商人的共同语言,但在当时,中国的商人只有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才能找到公开发泄金钱欲望的理想环境。那些匆匆赶来上海的各地商人、买办、船主自然而然地成为资本主义金钱崇拜的信奉者。当这部分人势力膨胀,并成为上海的主人的时候,东方固有的人情文化就不再是这个社会唯一的精神支柱了,西方近代的物欲文化、商业文化也开始在上海人中扮演起支配者的角色。
(二)竞争意识与冒险投机精神受到鼓励。近代商业社会以竞争为社会发展动力,此种竞争永远只给少数人以成功的机会,这便加重了社会行为的残酷排它性和激烈抗争性,投机、欺诈、垄断、倾轧等各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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