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史稿》，第13页。)。其中有16省的几十个地区的移民在上海建立了他们的会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44－153页。)。侨居上海的外国人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移民，但他们毕竟也成为上海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中已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近30个国家的1.3万多名外国侨民(《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15－16页。)。真可谓天南地北，五湖四海，汇聚一地。但是，在来源广泛的移民队伍中，又以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为主。据民国初年一些同乡会的估计，除江苏人外，上海有宁波人40万，广东人13万(《〈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69、217页、228页、122－137页、153页。)。1910年公共租界中的苏、浙、粤三省籍居民便占了总人口的95％左右(《上海公共租界史稿》，13页。)。东部沿海地区多有人口稠密耕地不足的特点，当地居民素来就有以出海贸易为生的传统，因此，上海通商贸易的发展自然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各地来沪的移民以商人为骨干。首先是广东的一些买办、洋货商、鸦片贩子随着外国洋行的大班们来到上海，使广东帮在上海开埠初期成为一股很大的势力。接踵而来的有浙江宁绍、江苏苏州等地区的商人及安徽徽商、山西票号商人等。在清末上海钱庄中，已有宁波、苏州、镇扬、广东、上海、松江、浙江南浔、安徽、潮州等(《上海钱庄史料》，第769页。)。上海百货商号中也有北帮、广帮、南洋帮、厦门帮、汕头帮、温台帮、宁波帮、汉口帮、长沙帮、西南帮等众多的帮系(《上海钱庄史料》，第481页。)。
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的爆发也造成各地大量人口涌入上海。例如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租界人口曾一度猛增到50万左右，但起义失败后，上海租界人口又骤然减少到12万。
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著的移民社会特点，对清末上海人的社会心态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一）它使许多上海人的心态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变异之中。人口流动必然会造成移民对原有的认识系统——本体文化意识的变异，使他们的心态处于游移的状态中。移民的心态变异是同时进行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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