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化的进程还表现为上海人社会互动量的增加。通商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活动，它只有靠社会成员之间频繁的社会互动才能完成。在清末上海，不仅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社会互动的职业，如买办、掮客、跑街、报关等等，一般市民的社会互动量也在不断增大。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上海市内交通的发展情况中得到印证。因为交通的发展与社会互动的频率是成正比的。1908年，公共租界人力车执照数为98071张，法租界所发执照为58761张(《上海商情论》（海关报告），《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九期。)。根据当时租界中的人口推算，公共租界平均每5人就有一部人力车，法租界平均2人就有一部。可见，清末上海人乘坐人力车的次数已非常之多。再看电车，1909年公共租界内的电车每日载客3万人次(《上海商情论》（海关报告），《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九期。)，到1911年又增加到每日载客76000多人次(《〈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69、217页、228页、122－137页、153页。)。由于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人口异质性很大的城市，所以人的移动带有文化移动的意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频频互动，为各种文化的交流与渗透造成很多机会，它必然大大增强上海人的文化适应能力和吸收能力。同时，社会互动量的增大，说明上海人生活的社会化、都市化程度已很高。

　　上海在形成商人社会的同时，也成了中国近代通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人是四民之末，被视为市井小民之辈。他们虽有发财致富、捐买官爵的可能，但大部分人因受教育少，社会地位低下，被排斥在士大夫群体之外，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士大夫们的高雅文化的隔膜和对通俗文化的偏好。清末上海的戏剧便是一例。当时的戏院多称为茶园，市民们一边听戏取乐，一边品茶聊天，很能反映出当时通俗文化的特点。同治年间，上海仅租界内就有这类茶园30余处(《上海研究资料》，第559页。)。上海通俗文化的发达还突出表现在出版物上。据统计，1896年至1911年上海先后出版过32种中文报纸和46种中文杂志(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二年第三期。)，为全国之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