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过程:首先是对本体文化意识的压抑和淡化。一个广东人到了上海、其粤语的使用范围便大大减小,一个山西人到了上海,就多少需要改变一下饮食习惯。这一过程使移民原来的心态结构逐渐失去平衡;其次是对新的亚文化系统(即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和其它非本体文化系统)的认同与肯定。认同的过程就是学习、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移民对失去平衡的心态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使以本体文化意识为核心的心态结构逐步转为以新的亚文化意识为核心,并达到新的心态平衡。移民们只有最终完成了这两个心态变异过程,才可能在上海长期定居下去。
(二)造成多元文化的渗透与并存。人是文化的主体,人的移动便是文化的移动。移民的集结使清末上海城区住着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和世界几十个国家的移民和侨民,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的汇聚地。正如有人描绘的那样:“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单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这各种各样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物。”(爱狄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第23页。)“街道上满是一群群的人,其中有犹太人教徒、异教徒和基督徒、佛教徒和拜火教徒,中国人和欧洲人。”(《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83页。)各方移民将自己的文化规范带来上海,强使居住在这里的人必须具备较强的文化适应能力。随着岁月的推移和社会互动的频仍发生,新一代上海人对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各种文化现象,由少见多怪逐渐发展为多见不怪、怪而不避了。有意味的是,列强们一直用西方近代文明的模式来构筑和管理租界,而租界中95%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谋生、发财的欲望已经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宽容心理,也正是社会心理中的宽容因素使上海租界的居民国际化了,使租界中的社区文化国际化了。在当时的外滩、大马路和棋盘街一带,你可以看见各种风格的建筑物相安无事地并立在一起,咖啡馆、酒吧间、粤菜馆、京菜馆、徽菜馆、扬州菜馆、川菜馆等等在一个很有限的街区范围争奇斗胜,各显风光。这种景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清末上海文化的风貌特征。
(三)使上海人的思维空间不断扩大。通商和移民都使上海成为开放和流动性极大的社会,使上海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与反馈能力大大增强。据1910年的统计,上海共有71个民信局,它们与全国142个城市互递邮件(《〈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69、217页、228页、122-137页、153页。)。1900年上海邮局收发的邮件为100万件,1910年猛增到2300万件(《〈海关十年报告〉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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